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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辑反读通鉴161180

发布时间:2019-06-06 18:41: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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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六十一

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,弱翁奔新息。左补阙杨堪等上言:“刺史不道,百姓免冤,当诉于朝廷,置诸典刑,岂得群党相聚,擅自斥逐,乱上下之分!此风殆不可长,宜加严诛以惩来者。”

杨堪是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奴才:百姓要是有诉冤的可能和途径,又哪里会揭竿而起、驱逐刺史呢?中国的老百姓是容易统治的老百姓,不到万不得已,他们哪里舍得放下那只装有半碗稀饭的饭碗?不过,杨堪确实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专制制度的秘密在于“上下之分”,这“上下之分”一旦乱了,便将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,故“此风殆不可长”,必须采取的措施是“严诛以惩来者”。

后面的事情,《通鉴》没有记载。不过,我想,“诛”是一定诛了的。鲁迅在《灯下漫笔》中写道:“‘时日曷丧,予及汝偕亡!’愤言而已,决心实行的不多见。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,纷乱至极之后,就有一个较强,或较聪明,或较狡猾,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,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。厘定规矩:怎样服役,怎样纳粮,怎样磕头,怎样颂圣,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。于是便‘万姓胪欢’了;用成语来说,就叫做‘天下太平’。”晚唐的子民,是一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子民,他们连想做稳奴隶的努力也遭到残酷的镇压。杨堪之流,不是衣冠禽兽又是什么呢?大唐的子民,其实并没有那些崇尚“汉唐盛世”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。所以,我厌恶“唐朝”乐队的那些歌词。

一百六十二

同昌公主薨。上痛悼不已,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,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。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,上大怒,叱出之,贬为振州司马。漳叹曰:“生不逢时,死何足惜!”是夕,仰药卒。敕曰:“苟无蠹害,何至于斯!恶实贯盈,死有余责。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痉,俟经恩宥,方许归葬,使中外快心,奸邪知惧。”

小时候,每当我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的时候,父母便会说:“难道天上的星星也要摘下来给你吗?”这句话比喻强迫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。唐懿宗就是一个无知的小孩,女儿病死,却拿医生来开刀,杀了二十多人还不够,连医生的亲族也统统抓起来。他难道不知道,医生只是医生,不是神仙,医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?我想,是的权力让他愚昧而疯狂。黑格尔说过:“东方世界的政府可以被形容为政教合一,神就是世俗统治者,世俗统治者就是神,统治者同时是二者,国家由一个神的替身来统治。”唐懿宗既然是“神”,就会有摘天上的星星的念头。

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。他想效仿屈原及一系列“忠臣直士”,结果死后还被泼上一桶污水。皇帝自有皇帝的逻辑:你没有干过坏事,你干吗自杀?你自杀,就说明你干过坏事。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名词:“畏罪自杀”。自杀者的家属还得背上耻辱的罪名。卑鄙向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,历史给予“公正评价”的机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。

斯大林、贝利亚一伙制造的犹太医生下毒案是这个故事的现代俄罗斯版。独裁者们玩的是同一套拳法。小心啦!

一百六十三

权臣路岩在政治斗争中失利,出任西川节度使。岩出城,路人以瓦砾掷之。权京兆尹薛能,岩所擢也,岩谓能曰:“临行,烦以瓦砾相饯!”能徐举笏对曰:“向来宰相出,府司无例发人防卫。”岩甚惭。

人一走,茶就凉。路岩的下场,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。他向昔日的部下求救,希望其发兵护卫,没有想到却立刻碰了个钉子。

百姓的瓦砾是“历史”中残存的几分真实。而薛能说认为的“古来宰相都是得民心的宰相”,其实并不正确。历史上的丞相,获万民伞者少,获瓦砾者多。

一百六十四

高骈阴籍突将之名,使人夜掩捕之,围其家,挑墙坏户而入,老幼孕病,悉驱去杀之,婴儿或扑于阶,或击于柱,流血成渠,号哭震天,死者数千人。夜,以车载尸投之于江。有一妇人,临刑,朝手大骂曰:“高骈!汝无故夺有功将土职名、衣粮,激成众怒。幸而得免,不省己自疚,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,天地鬼神,岂容汝如此!我必诉汝于上帝,使汝它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,免抑污辱如我今日,惊忧惴恐如我今日!”言毕,拜天,怫然就戮。

此烈女子足以永垂不朽,在她的面前,帝王将相如蚂蚁般无足轻重。这是一个“纠缠如毒蛇,执着如厉鬼”的灵魂,在血污中闪闪发光。鲁迅曾经追问:“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鸣的真的恶声在哪里?”真的恶声就在这里,在血淋淋的屠杀的现场。人们沉默着死去,群体性的沉默是可怕的。而她,一个无名的女子,发出了的、惊天地泣鬼神的复仇的宣言!甘地说过:“力量并非源于生理能力,它来自于百折不回的毅力。”这名奇女子才是真正的勇者。

《通鉴》没有记下这个女子的姓氏,这并不重要。《通鉴》记下了这段报仇雪耻的快言快语——虽然不足以对抗屠杀,但总可以让屠杀者感到一点不快。我终于明白,临死前不久鲁迅为什么要写一篇名叫《女吊》的文章了。

一百六十五

蝗自东而西,蔽日,所过赤地。京兆尹杨知至奏:“蝗入京畿,不食稼,皆抢荆棘而死。”

这套鬼话,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——并不是说百姓比官僚更聪明,而是因为他们的庄稼早被蝗虫吃光,他们的生命也被蝗虫夺走。而在官僚们的想象里,蝗虫是读过四书五经的,因而它们也具备读书人恪守的“礼义廉耻”。蝗虫哪敢吃京城的庄稼呢?它们也要给皇上面子呀!

有两套思维和语言:一套是民间的,一套是官方的。民间的语言是写实的散文,官方的语言是超现实的诗歌,杨知至的奏章分明就是一首的荒诞诗,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先锋诗人。

一百六十六

时宰相有好施者,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,行施丐者,每出,褴褛盈路。有朝士以书规之曰:“今百姓疲弊,寇盗充斥,相公宜举贤任能,纪纲庶务,捐不急不费,杜私谒之门,使万物各得其所,则家给人足,自无贫者,何必如此行小惠乎!”宰相大怒。

在时下的报刊和电视上,我无数次地读到相似的报道。在美国,高官们是在退休之后参与公益事业、充当慈善家的;在中国,有的高官们却先走了一步,既当官又当慈善家。

一百六十七

上好骑射,剑槊、法算,至于音律、蒲博,无不精妙;好蹴鞠、斗鸡,与诸王赌鹅,鹅一头至五十万缗。尤善击球,尝谓优人石野猎曰:“朕若应击球进士举,须为状元。”对曰:“若遇尧、舜作礼部待郎,恐陛下不免 放。”上笑而已。

唐僖宗多才多艺,在现代社会,定是个了不起的体育明星或电影明星。然而,在王位世袭制下,人民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来摆脱一个碰巧继承了王位的“玩家”。于是,任由僖宗像玩秋千一样玩他的帝国。

一百六十八

黄巢攻入长安,乘金装肩舆,其徒皆被发,约以红缯,衣锦绣,执兵以从,甲骑如流,辎重塞涂,千里络绎不绝。民夹道聚观,尚让历谕之曰:“黄王起兵,本为百姓,非如李氏不爱汝曹,汝曹但安居毋恐。”巢馆于田令孜第,其徒为盗久,不胜富,见贫者,往往施与之。居数日,各出大掠,焚市肆,杀人满街,巢不能禁。

黄巢部将尚让的命令只是一纸空文。鲁迅一眼看透了所谓“农民起义”的实质,“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”。黄巢如此,朱元璋如此,后来者也如此。诚如鲁迅所说:“奴才做了主人,是决不肯废去‘老爷’的称呼的,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,还可笑。”克里姆林宫有一名白发苍苍的守门人,在沙皇时代,他向沙皇鞠躬“老爷”,沙皇向他点头微笑。在布尔什维克时代,他向斯大林鞠躬叫“老爷”,斯大林却目中无人昂首阔步而去。黄巢还没进长安城便坐上了金装的轿子,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,明智者一目了然:取代专制的还是专制。

自古以来,中国就是“分裂中国”——上层与下层是隔膜的。当上层和下层的矛盾上升为无法解决的冲突时,下层必然铤而走险,发起骚乱和暴动。而反叛一旦成功,反叛者内部立刻划规森严的等级,并推举出新的“真龙天子”来。

千万人的鲜血,千百次的农民起义,酿不出任何观念上的革命和创新,达不成任何体制上的变革和完善。一切照旧。所以范爱农落水而死。

一百六十九

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,尚让怒,应在省官及门卒,悉抉目悬之;大索城中能为诗者,尽杀之;识字者给贱役。凡杀三千余人。

尚让是黄巢部将中较有理性的人物之一,尚且如此大肆屠杀。草莽心目中,对知识人怀着刻骨的仇恨,而这种仇恨源于其自卑的心态。由此不难理解,文革中造反派头子为何斗知识分子斗得那样起劲。

一首诗,三千条人命,在天平上等重量吗?

一百七十

黄巢败退出长安后,再次攻入,怒民之助官兵,纵兵屠杀,流血成川,谓之洗城。

按照鲁迅的说法,这是“寇盗式的破坏”。认识到失败命运的黄巢,所能做的就只剩下杀、杀、杀了。后来的张献忠之流也是如此。失败的英雄,是文明的毁灭者。就好像任性的顽童,宁可把玩具摔坏也给邻家的孩子玩。

一百七十一

高骈好神仙,于道院庭中刻木鹤,时着羽衣跨之,日夕斋蘸,炼金烧月,费以巨万计。作迎仙楼,又作延和阁,高八丈。

杀人魔王信佛道,虔诚不下于善良百姓。阿育王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,因为他给予佛的徒子徒孙们权力和金钱。

一百七十二

高骈信任方士吕用之,政事大坏。用之知上下怨愤,恐有窃发,请置巡察使。骈即以用之领之,募险狯者百余人,纵横闾巷间,谓之“察子”,民间呵妻詈子,靡不知之。用之欲夺人货财,掠人妇女,辄诬以叛逆,榜掠取服,杀其人而取之,所破灭者数百家,道路以目,将吏士民虽家居,皆重足屏气。

古代中国是一个图腾王国,上层和下层同样痴迷道教。马克斯·韦伯在《儒教与道教》一书中指出,“每一个中国的童话都反映了非理性巫术的大众性。怪诞的、毫无理由的神灵,飘忽游行于世,而且无所不能;只有魔法才能对付它们。”他进一步分析道,道教依附于国家政权,并分享其资源,“在中国,巫术信仰是政府在体制上权力分配基础的一部分”。就广大儒生和官僚来说,不管他们如何贬低道教,当他们面对巫术的宇宙观时,同样显得束手无策。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,使儒教徒无法从内心深处根除道教徒基本的、纯巫术性质的观念。据我的观察,崇信道教越厉害的皇帝和权贵,往往越昏庸和凶残,如高骈、如嘉靖皇帝。

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中对道士的描述,并不算夸张。鲁迅也说,懂得了道教,便懂得了中国。

一百七十三

杨行迁所率官兵被蜀地农民军打得大败,行迁等恐无功获罪,多执村民为俘送府,日数十百人。敬瑄不问,悉斩之。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,观者或问之,皆曰:“我方治田绩麻,官军忽入村,系虏以来,竟不知何罪!”

老翁的话,仿佛回响在我的耳边。这才是真的声声血泪!问题不是出在官吏的昏庸上,问题出在文明本身:这种文明不把人当人看,这种文明缺乏对生命的起码的尊重。

一百七十四

黄巢营于州北,立宫室百司,为持久之计。民间无积聚,贼掠人为粮,生投于碓硙,并骨食之,号给粮之处曰:“舂磨寨”。

鲁迅在致许寿棠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偶读《通鉴》,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,因成此篇(《狂人日记》)。此种发现,关系亦甚大,而知者尚寥寥也。”有计划地、大规模地吃人,中华民族当数世界(这又是一个世界之!)。黄巢辈把吃人当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,把食人地称作“舂磨寨”,从语言上赋予此行为以美感。他们吃的农民比官僚多,所以他们不是农民阶级的救星。

直到今天,鲁迅的发现依然“知者寥寥”、“应者寂寂”。没有几个人主动去反思吃人的历史,而这历史依然不慌不忙地延续着。

一百七十五

黄巢败亡后,其家人并姬妾被送到朝廷,僖宗御大玄楼受之。宣问姬妾:“汝曹皆勋贵子女,世受国恩,何为从贼?”其居首者对曰:“狂贼凶逆,国家以百万之众,失守宗祧,播迁巴、蜀;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,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?”上不复问,皆戮之于市。人争与之酒,其余皆悲怖昏醉,居首者独不饮不泣,至于就刑,神色肃然。

此又为一奇女子也!以皇帝之矛,攻皇帝之盾,让僖宗无言以对。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匹夫究竟有什么责呢?天下都是被一小群当权者搞乱的。天下一乱,便要求弱女子也来承担起,但从没听说让她们享有过什么权利!假如一个政府不给它的人民以权利,那么人民也有理由拒绝国家强加的义务。梭罗拒绝纳税,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

国恩、国恩,国家究竟给了小女子们什么样的恩惠?“国家”是一座压得人端不过气来的大山,知识分子历来“无怨无悔”地背着,从不问个“为什么”。这个天大的秘密却被一个勇敢的小女子窥破了。

一百七十六

黄巢虽平,秦宗权复炽,其残暴又甚于巢,军行未始转粮,车载盐尸以从。北至卫、滑,西及关辅,东尽青、齐,南出江淮,州镇存者仅保一城,极目千里,无复烟火。

以盐尸为军粮,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。

一百七十七

僖宗逃亡西蜀,以传国宝授王建使负之以从,登大散岭。李昌符焚阁道丈余,将摧折,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跃过。夜,宿板下,上枕建膝而寝,既觉,始进食,解御袍赐建曰:“以其有泪痕故也。”

独裁者的伎俩是软硬兼施。僖宗逃难过程中,一无所有,只好对王建来软的一套:赐给他带有天子泪痕的御袍。王建是流氓出身,不大理会这套,照样发展自己的势力,大摇大摆地称帝。僖宗高估了自己的个人魅力。有天子泪痕的御衣一钱不值——至少王建是这么看的。

一百七十八

董昌称帝,自称大越罗平国,改元顺天,署城楼曰天册之楼,令群下谓己曰:“圣人”。

中国人心目中有挥之不去的“圣人”情结。下者如董昌这样的流氓,上者如康有为这样的文豪。

一百七十九

朱全忠攻京师,韩全诲等逼昭宗幸凤翔。上不许,杖剑登乞巧楼。全诲等逼上下楼,上行才及寿春殿,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。是日冬至,上独坐思政殿,翘一足,一足蹋栏干,庭无群臣,旁无侍者。顷之,不得已,与皇后、妃嫔、诸王百余人皆上马,恸哭声不绝,出门,回顾禁中,火已赫然。

晚唐诸帝,或为宦官所弑,或为权臣所弑,所受凌辱,过于庶人。读到这些地方,又让人生出几分“同情”来。无数的皇帝被杀,然后新皇帝登基,中国人却从没有想到过在体制上改进。

对无边的皇权实行限制,同时也是对皇权进行“保险”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,将查理送上断头台,然后颁布《权利法案》,条条框框,分分明明。从此,国王的贤愚不足以动摇国本,民众也无须拿国王开刀。中国的悲剧却以相同的模式不断地演绎着。

一百八十

李茂贞挟天子,朱全忠攻之。攻城者诟城上人云“劫天子贼”,乘城者诟城下人云“夺天子贼”。是冬,大雪,城中食尽,冻馁死者不可胜数,或卧未死肉已为人所割。市中卖肉,斤值钱百,犬肉值五百。

“天子”是军阀们手上的砝码。两军真的是为天子而战吗?此时此刻,“天子”已由具体的人——昭宗,幻化成为抽象的符号——权力的源泉。昭宗本人的想法和意志是无足轻重的。

文革中的武斗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(文化责编:小飛侠客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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